中国历史研究院连续两年在中国考古博物馆举办这样的会议，值得称赞。希望今后能继续开下去，成为考古工作者与博物馆工作者深度交流、共谋发展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也成为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博物馆协会机制性的合作平台。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刘曙光
考古学与博物馆学，都是欧洲博物学、古物学的产物。博物馆对于考古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还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不少早期的考古发掘，是由博物馆策划组织的，发掘的目的也是为了给博物馆增加藏品。从这个意义上，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融合发展，是自然的、天然的。中国的考古学和博物馆学，从一开始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人才队伍方面。许多优秀的博物馆人，都是学考古出身，或是由考古机构转岗而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聚集一堂讨论考古与博物馆的融合发展，是靠了新时代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所赐。
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载体，也都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推动的事业和学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2020年9月，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习总书记也非常重视发挥博物馆在沟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培育文化自信、以史育人方面的作用；他多次考察博物馆，如三星堆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殷墟博物馆等，强调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强调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公众传播，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更好滋养社会、服务人民。
展开剩余74%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融合问题。2020年10月21日下午，我主动申请列席了中国考古学会七届五次常务理事会集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9·28 重要讲话，讨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落实方案；三天之后，也就是10月24日，中国博物馆协会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在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召开会议，主题就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助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建设。我在发言中强调，考古遗址博物馆要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国家文化战略，结合考古与遗址博物馆实际，把总书记讲话要求落实到展览、科研、公共教育和遗址保护中。与会者就“考古重大发现与陈列展示”“遗址公园建设与管理”“考古成果转化与公共考古”“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四个方向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将学习贯彻9·28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推动考古成果“活起来”，提升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水平，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展示体系。
2022年5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习总书记再次就历史研究和考古学科建设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作为对已经形成的“考古热”的呼应，中国博协组织史前遗址博物馆专委会和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委会编写了《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一书，在2022年8月正式出版。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时代担当》一文（2022年7月14日第11版，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呼吁博物馆工作者要顺应时代、积极有为。
中国博协认为，考古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将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一个巨大的动力和新的增长点。在这几年的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览推介活动中，我们非常注意对考古成果展览的推介，努力扩大考古研究成果的社会传播力。2024年3月，由中国博物馆协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委会与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委会合并重组的“中国博协考古遗址博物馆专委会”正式成立。做这个调整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更好顺应考古学科快速发展的天下大势，更好地担当起转化、展示、传播重要考古成果的时代重任。
我们相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是博物馆展陈的重要基础，博物馆则是考古成果走向公众的最重要的平台。考古与博物馆的有机融合，有助于将“冷门”考古成果转化为“热门”文化产品，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提升文物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办好考古主题的展览，也是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我们致力于推动展览内容更加科学、系统、生动，增强观众的历史认知与文化认同，希望通过博物馆展览、讲座、数字化展示，让公众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总起来看，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融合发展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中国考古博物馆依托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多年的成果和资源，打造集展示、教育、科研于一体的考古专题博物馆；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将最新考古成果及时转化为展览内容，成为现象级文化热点；杭州德寿宫遗址博物馆通过数字化手段复原遗址场景，提升展览的科技含量和观众体验；陕西历史博物馆先后举办《彩陶·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2020）《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2023）和《吉金·中国——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2025）三个展览，它们以时间相续、逻辑相连的方式，从彩陶的文化融合，到玉器的权力象征，再到青铜的礼乐制度，完整呈现了中华文明从起源到王朝国家形成的宏大进程，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在博物馆领域最具系统性的转化与传播。
成绩固然可喜。但也不可否认，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融合发展，还存在一些面临问题：
一是成果转化率不高。一些考古成果未能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展览资源；一些考古展览重专业性表达而忽视通俗性传播，影响到观众对展览的理解和欣赏。
二是展陈手段相对传统，部分博物馆展览仍以静态展示为主，缺乏互动性、沉浸感，难以吸引年轻观众。
三是协同机制不健全，考古机构与博物馆之间缺乏常态化合作机制，资源整合与共享程度不高。
第四个问题目前大多还以隐性存在，但确实值得警惕：这就是有的考古机构举办的博物馆或者依托遗址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在遵循博物馆的建设要求和发展规律方面尚有差距，在库房建设、藏品安全、藏品登记与管理，展陈设计和开放服务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博物馆化”。要注意突出博物馆的专业性，按博物馆的规范建设和运行，不能以自己的特殊性来忽视博物馆的普遍性。否则将会在博物馆定级评估和运行评估工作中遭遇考验。
针对上述问题，我对考古学和博物馆学今后的融合发展，有如下建议：
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制度融合
建立考古与博物馆协同工作机制，推动考古成果优先向博物馆转化。鼓励联合申报项目、共建展览、合作出版，形成常态化合作模式；考古机构应该将成果的博物馆转化纳入考核体系之内，鼓励更多的考古学者成为博物馆策展人。
2. 创新展陈方式，提升传播效果
运用数字化、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打造沉浸式展览体验。推动“考古+科技”“考古+文创”融合，开发多样化文化产品。
3. 强化公众教育功能，扩大社会影响
举办考古主题展览、公众考古活动、青少年教育项目，增强公众参与感。鼓励博物馆设立考古成果专题展区，系统展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成果。
4. 推动国际交流合作，讲好中国故事
利用考古成果策划国际巡展，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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